煤炭行业政策成本

    贵州省上调煤炭（煤质仪器测硫仪）价格调节基金的政策出台再一次将市场目光集中到煤炭行业政策性成本上。为此我们撰写了煤炭行业政策成本分析专题报告，列举并分析了煤炭行业成本刚性压力的存在原因、变革及影响。

    小矿泛滥的时代，煤炭行业政策性费用征收额度小、税种少，且征收管理并不严格。2003年开始，煤炭政策费用向“各项基金”转变:2005年开始各地方纷纷开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也称为调控基金)，2007年优先山西试点“煤炭三项基金”。2007年开始，资源税改革启动，2 010年开始在新疆试点原油及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均为5%。

    目前上市煤炭（煤质仪器热量计）企业面临的主要政策成本包括安全维简费、三项基金(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煤炭转产基金、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价格调节基金、水资源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种类十余种，基本以从量计征为主。

    目前煤炭企业政策性负担略有分化:山西省内企业征收力度最大、品种最全，政策性支出占比达到30%甚至以上，其余企业占比20%左右。而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国投新集、恒源煤电、兖州煤业等由于地质条件带来的塌陷成本较高，因此塌陷成本单独列支占比超过5%，由开采条件带来的成本刚性上升压力不容小觑。

    煤炭企业征税的历史是伴随着税收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未来资源税极可能以共享税形式实现国家财政对于行业蛋糕的染指。然而根据我们的测算分析，总体上市煤企政策成本的上升也应以30%份额为限，同时成本上升是个缓慢的刚性过程，向下游转嫁不可避免。上市公司的优异经营使得从价计征的净影响好于市场忧虑，也将远远小于行业整体的负面水平。